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向大会提交了“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字”的提案，该提案通过媒体的传播，一时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有个别媒体用“名声大振”来形容这个提案对潘庆林个人的价值。

潘庆林的理由是：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艺术和科学性；以前说繁体字太繁琐，难学难写，不利于传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输入，再繁琐的字打起来也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渐渐不存在；恢复使用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

因在“百家讲坛”讲《史记》而受众人瞩目的王立群教授，则在博客上对潘庆林提出的理由进行了逐条反驳，并认为全国政协委员提案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源，要能够提出一些真正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有益的提案，对此类问题纠缠不休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

网络媒体和众多网友纷纷参与讨论，可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一时间“繁简之争”仿佛形成了“口水漩涡”。

废简复繁有如此迫切？

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提法是一个老话题，去年的两会期间，就有一群文艺界的委员提出在小学中增加繁体字教育的提案，而在此之前，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曾在博客上撰文称50年内废除简化字。随着这个话题被重新提起，王干又重新写了一些博文，比如《简化字是“山寨版”汉字》、《简化字是盛世中国脸上的一颗痣》等。这次潘庆林的建议只是比王干的提法更心急些，由王干提出的50年废除简化字，变成了用10年时间废除简化。

这是一个如此迫切的问题吗？

广州美术学院的教授祈小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站在自己从事书法研究和创作的立场上来说，自己是认同繁体字的，繁体字有自己的文化信息和艺术美感，而简化字确实有一些粗疏的地方，但不能因为这些因素就把恢复繁体字作为一个“运动”，以改变汉字规范使用的现实。尽管，从日本和台湾的经验来看，繁体字的教育并没有明显地增加识字教育的难度，但也不意味着可以恢复繁体字，因为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议题上来时，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有必要恢复吗，恢复是为了什么？祈小春觉得，这种提议是不合时宜的，面对那些更重要的民生、教育等问题，这样的提议有避重就轻之嫌。

而网络上的意见更是激烈，反对者认为这样的提议不过是折腾，是“雷人”提案。

简化字是官方推动？

在建国以前，推行简体字的努力就一直在进行着。据了解，1909年，后来成为中华书局创办人和早期负责人的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字》，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教育中使用简体字的建议。随后，他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简化笔画多的汉字。此后，先后有钱玄同、黎锦熙、杨树达等人提出具体的汉字简化方案。随着学者对教育普及重要性的认同，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简体字的整理与推动中。如1930年出版的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可以说，对汉字进行简化成为当时一些文化人的共识。新中国成立后，汉字简化继续进行，并由国家制定了相关的简化字表进行推行。

尽管有官方力量的参与，但其核心的推动力还是来自民间，因此，有网友认为，简化字是民间力量推动的结果。从甲骨文开始就有简体字，很多字是繁简并存。历代都有简体字在民间流行，但被封建王朝视作“俗体”、“破体”，使其难登大雅之堂。使用简体字是百姓的一个千年之梦。而建国后简化字的推行是民间百姓的千年之梦的实现，是中国的一道光环。

废简复繁是一时冲动？

长期从事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并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李行健先生认为，我们不用掩饰，建国后进行的简化字工作在某些枝节确实有问题，有些字的简化确实欠妥当，但这并不能够否定简化字对教育和文化的巨大作用；重新改回繁体字的难度之大很难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这种做法有悖于国家相关文字法规。李行健先生作为一个从事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语言学家，对文字的变化有着切身体会。他说，不要说恢复繁体字，就是在现代汉语词汇中规范一两个字词的用法，其社会影响之大和难度之大都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历来是在变化中的，是趋向于便捷，尤其是群众使用的方便。他注意到，历来提出这类建议的代表、委员可能只是凭借某种冲动、激情提出这些想法。

而网友丁启阵则把这些冲动和激情归结为古已有之的自大意识和优越感的膨胀。他觉得，现在汉字繁、简之争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在辨认、书写、阅读上利弊得失认识的争辩变为一种价值分歧：支持简化字的人，基本上还是把汉字当作汉语的书写工具，还是怀着“实用为贵，美观次之”的思想；但是，主张“复繁”的人，却不再停留于只把汉字当作汉语的书写工具，更视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不二法门。这不过是“亚健康心理的爱国者”，“以为老祖宗留下的一切都是宝贝”。

历史之轮能回转？

繁简之争的背后，立着这样那样的大旗，有着各自不同的口号，但教育界的一些人认为，其核心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文化的传承不是简单的认识繁体字就能实现的，比如北京大学的苏培成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强调：“汉字简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造成什么消极影响。认识繁体字的人也不一定就能读懂古书。因为大多数古书用的是文言文，认识繁体字的人还要经过长时间的专门学习，才有可能读懂文言文。有能力直接读懂文言文，从来就是少数专家的事，而不是普通民众要具备的本领。普通民众要通过专家的研究、翻译、讲解间接地继承传统文化。”

抛开文化的“旗帜”之后，繁简之争涉及一个最要紧的问题，那就是教育。要“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设想势必通过教育来实现。

当记者提到去年部分政协委员提出在小学实施繁体字教育和今年潘庆林委员提出废除简体字的“时间表”时，一所知名小学的校长私下表示，这种思路是不可行的，如果真的要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自然要从小学教育开始。而小学的教育负担已经够重了，小学教育要做“减法”，不能做“加法”，不要把各种各样的“菜”都往小学教育的筐里去装，繁体字教育也是如此，中华文明的传承有自己的“命运”，不会轻易中断的，简化字要是能中断中华文明的传承，那真是小看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了。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郭振有一直热心在中小学推动书法教育，但他认为恢复繁体字是绝对不可行的。作为书法家，他经常要写繁体字，并认为写繁体的功底是在小学时打下的基础。他回忆说，学习繁体字的难度确实比简体字大，写起来也困难得多。如果要有个折中做法，他认为让有兴趣的学生认识一点繁体字是可以的，比如在书本中的简体字后面加上括号写上繁体字，但这种学习绝不能成为考试的内容，只是为培养一部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郭振有强调说，历史的车轮开到今天不能倒回去，车轮往回倒，带来的问题将是教育和社会上的一片混乱。

民国时期努力推行繁体字的钱玄同先生说过，汉字的字体，在数千年中是时时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体变到宋元之简体，时时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这句话似乎没有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