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是因为教育工作是他一生中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而且，在其精神宝库中，留下了十分丰富、卓越的教育思想。鲁迅的教育思想是以“立人”为核心的。“人立而后万事举”。“立人”，也就是人的全面彻底解放，每个人都具有独立的精神自由，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鲁迅不仅以理论，而且以其伟大的人格和革命斗争实践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
“立人”当然得从“人立初”始，为此鲁迅一直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因为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立此存照（七）》）。难怪柳亚子曾经说过：“近世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
在鲁迅极其丰厚深邃的儿童教育观中，对儿童阅读的关注和一贯的身体力行，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
重视自由阅读带来的精神快乐
儿童时代应当是人生读书的蔚蓝天空，孩子们渴望自由地阅读，快乐地阅读。鲁迅十分重视儿童的这种读书兴趣的培养。他在《读书杂谈》中提出，“读书至少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一种是嗜好的读书”。对职业的读书，有时就“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然而，“嗜好的读书”就不一样，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鲁迅回忆自己儿时的读书，就是寻找爱看的书。他说“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旧图书，于是翻来翻去……这样就成了习惯……”（《随便翻翻》）为了寻找爱看的书，放学之后他便经常到启蒙塾师周玉田家去，对其中的一本《花镜》特别感兴趣。为了能自己有一本，竟用节省下来的全部二百文零花钱去买了一本《花镜》。当他听周玉田说曾经有过一本绘图的《山海经》时，便十分向往那书里描绘的长翅膀的人，人面的兽，三脚的鸟，九头的蛇……以后，他就拿积蓄起来的压岁钱去买《山海经》，但就是买不到。一次，长妈妈探家回来，高兴地把一包用粗纸包的4本书递给了鲁迅，说“我把你想要的‘三哼经’买来了”。这使鲁迅喜出望外，马上翻开来看，以后就一直看着，越看越爱看。甚至，竟改变了小鲁迅对长妈妈“并不怎么喜欢她”的看法，直到数十年后，鲁迅还怀着深深的感情写道：“这4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阿长与山海经》）
鲁迅十分理解儿童的阅读心理，孩子们往往并不以成人的功利逻辑来看待读书，他们常琢磨“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看图识字》）以此对照当下的儿童阅读，总是太多地受到成人的干预，什么“提高写作水平”、“教化道德修养”、“提升考试成绩”，等等，使儿童很难享受到自由阅读、兴趣阅读所带来的那种精神快乐了。这就难怪为什么今天有许多孩子不喜欢读书。
提倡闲杂的读书状态
儿童的兴趣阅读，离不开读书的自主和自由，这就无法排斥个人闲杂的读书状态。应当说，鲁迅是主张闲杂地读书的。他在《随便翻翻》一文中曾提到“这里只说我消闲地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对于学生，他也一样认为：我们虽然不可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但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读书杂谈》）。他把闲杂地读书，比喻为“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致颜黎民》）。他幼时就常到塾师周玉田家去看书，不仅对故事书感兴趣，对中国古代的科学读物，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等，都特别爱读。也许，正是从小就喜欢闲杂地读书的习惯，才成就了他的博学多识。他对儿子海婴孩童时代的阅读也是这样，不仅认为可以自由地翻读《儿童文库》、《少年文库》的那几十册书，而且从来“不问我选阅了哪些，更不指定我要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记忆中的父亲》）。
杨绛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这正是一种闲杂读书的生活状态，完全是放松的、自由的，也是兴之所至、信马由缰的。可是，对照当前的儿童阅读，似乎就缺少了这份闲杂的味儿。笔者作过一次小范围的聊天式调查，发现大部分小朋友不爱读书，主要原因是“没味道，读的书是老师规定的！”“读了书还得写读书笔记，摘好词好句……”
当我问“那你为什么不找些自己喜欢的书翻翻？”有的竟说“看到书就烦了，哪有工夫啊！”看来，鲁迅先生主张“随便翻翻”式的闲杂地读书，还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孩子读书是需要引导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喜欢上书。闲杂地读书也许就是所有爱读书的人的一种相似状态吧。
主张读书与生活实践相联系
读书应当联系生活实际是鲁迅一贯的主张。他说“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读几本书》）。他认为盲目地、迷信地读大家的书，就是叔本华所谓的“脑子里给别人跑马”。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本活书”，因为，“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他小时候读《花镜》，一边向周玉田请教看不懂的地方，一边在周玉田家的庭院里对着插图辨认。尔后，还在自己的家里栽种一些《花镜》里有的花草。在厦门工作时，有一次集美学校请他去演讲，校长专门派了秘书事先去给鲁迅打招呼，校长的意思是认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但是鲁迅说：“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尊意正相反。”
提倡读书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就应当边读边思，有一种批判的眼光，而不是一概盲目地囫囵吞枣。儿时鲁迅读课外书，就并非一概接受，一概喜欢。例如他对《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玉历钞传》十分反感，在幼小的心灵里对因果报应、地狱受罚之说不能接受，觉得看了后让人毛骨悚然。读《二十四孝图》，他怀疑“哭竹生笋”的真实性，“卧冰求鲤”太残忍，“老莱子娱亲”是把“肉麻当有趣”。所以，他只看了一回，“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页，便急速翻过去了”。
鲁迅在这些脍炙人口的回忆文章中所提及的孩提时代的往事，当然决不仅仅只是怀旧。从儿童阅读的视角，其实也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启迪：儿童读书应当让他们在自由的阅读中去自由地思考，去获取联系生活实践的可贵感悟，真正使儿童阅读成为孩子们的一种生活，一种极大地丰富和延长他们生命的独特体验的生活。应当说，这正是今天儿童阅读中十分欠缺的一面。
为“完全的人”健康地读书
鲁迅说：“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读几本书》），辩证地指出要在一个“完全的人”的背景下健康地读书。这种“完全的人”鲁迅寄希望于“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更有价值，更可宝贵”（《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中认为孩子应当是健康、活泼、顽皮的，丝毫没有被压迫的瘟头瘟脑。
在这方面，鲁迅的《五猖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讲的是极其平常的一件小事：鲁迅迫不及待地要去离城几十里地的亲戚家，看那里的迎神赛会，父亲却偏偏在即将起篙开船的当口要他背书，而且书背不出不能去。这件事使鲁迅一直铭刻在心，并且写成了文章，最后一句便是“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孩子总是很渴望到最热闹的、很远的、陌生的、特别的地方去，这是天性的好奇心。这就难怪童年时的鲁迅对于到东关去看五猖会认作“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父亲的一句话“给我读书。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无疑是在小鲁迅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于是，心里不服，却也只能读下去，读下去……好不容易，终于背下来了，等在一旁的众人露出笑容，十分地高兴，可小鲁迅“却没有他们那么高兴……”留下的，竟是终生难忘的一个“强迫背诵”的记忆。
一个人的童年记忆是十分重要的，难忘的记忆往往会影响他一辈子。然而，作为成人，他给孩子留下了什么样的童年记忆，自己却未必了解，而且也不想了解。因为这似乎无足轻重。鲁迅把这段童年记忆写成文章，不也正是从一个侧面强烈地显示出他对儿童读书的某种主张吗？
叫儿子读书、背书，当父亲的当然希望孩子好。这应该没有错。可是，父亲却没有考虑儿子的感受，儿子此时此刻的企盼。于是，一个好的愿望却变成了对孩子终生难忘的伤害。由此反顾当下的儿童阅读，如果显性或稳性地将大力提倡所谓的“课外阅读”，被大人们视作“课内损失课外补”的举措，依然强行捆绑在“提高考分”、“提高升学率”的战车上，而不是置于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之中、愉悦的自由健康阅读的环境之中，仍然可能是一种有损孩子成长发展的伤害。报载有一份“每周阅读统计表”对小学生课外阅读的督查记录，项目竟有12个之多：阅读时间、阅读内容、读物种类、读书态度、字数统计、优美词句摘抄、家长评价、每周组内评比、朗读内容摘抄，等等。这就难怪众多小学生对读书的兴趣，就这样消解在名目繁多的“要求”、“规定”之下了。
为了儿童的精神食粮
鲁迅非常不满意作者和出版界对儿童读物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深感当时的儿童读物“诚然是一个大问题，偶然看到一点印出来的东西，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受了这样的教育，少年的前途可想”（《致杨晋豪》）。为此，他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应当给儿童健康的精神食粮，他在《通俗教育研究录》第一期中指出：童话等“亟须编纂发行”，“其适合儿童心理”；又在所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提议对歌谣、童话等进行整理，“发扬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同时，他又十分认真地为孩子们工作。一方面，他积极扶持优秀儿童读物的出版，如他支持孙用翻译出版了裴多菲的长篇童话叙事诗《勇敢的约翰》。对此事，许广平曾在《鲁迅回忆录》中谈及，“这本小书如果不碰到鲁迅，大约在中国未必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另一方面，他自己又先后译出了如前期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后期有俄国的《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表》等优秀的儿童读物，还校订了《小彼得》。他在《表》的《译者的话》中说：“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多年前，叶绍钧显示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地在向后转。”表达了他对当时儿童读物出版的暗淡和冷清是如此痛心疾首。而在说到译介童话的目的时则强调：“第一，是要将这样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他还引用了日本镇木楠郎《全时计》中的一段话，强调创作或译介儿童读物必须讲究质量：“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定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芽滋长。”鲁迅在自己的不少作品中，就生动刻画了孩子的形象和故事，如《风波》里的六斤、《社戏》里的双喜、阿发以及《故乡》里的闰土，等等。于此可见，鲁迅十分注重儿童读物应当面向新的时代要求，面向新的社会现实，一切为了“新的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其良苦用心，于此可见一斑。
阅读造就一个时代的风情。看今日的儿童阅读正在进入一个多元时代：文本的电子化、网络化打破了印刷文本的老格局；绘本读物的风行，被人们称之为“读图时代”来了；“流行阅读”与“经典阅读”一起充实着人们的读书生活……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当年鲁迅先生对儿童阅读的观念和所显示的巨大热情，在今天依然不减亮度和温度，理应为所有关心儿童读书生活的人所深省，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