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认为，对话关系是比展现在文本中的单纯的对话的牵涉面广泛得多的现象：对话关系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渗透在所有人类言语和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表现形式中——总的来说，一切有意义和重要性的事物中都存在这样的关系。加拿大学者英格丽德•约翰斯顿《重构语文世界》正是通过大量的事例揭示出后殖民时代语文教育中“对话”的重要性。

语文教育是穿越民族之维的全球对话。18世纪末期，欧洲殖民运动开始席卷美洲、非洲和东亚等地区。各国列强不仅凭借其先进的军事实力摧跨这些民族的抵抗防线．而且依托其新建立的政府机构实施文化统治。在殖民与反殖民的民族运动中，语言曾经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正是拉丁文的衰落，民族语言的崛起使得民族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语文教育自然成为政治势力竞相争夺的文化制高点。正如《在重构语文世界》所描述的：在非洲的天空下，文学选本被英国的狄更斯和哈代的小说、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的戏剧、华兹华斯和堂恩的十四行诗等文学所占据。通过这种教育，学生们无法真正了解现实的生活图景，或者说他们得到一个被歪曲的非洲形象，渐渐地，他们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之维中出离，走进一个被欧洲主宰的“主流”历史之中。显然，这种“文化帝国”式的语文教育无法真实地表现历史与现实。因此．作者呼吁文学教育应该极力摆脱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应拥抱多元文化的语文教育，为“世界文学”新运动开启一扇扇大门。

语文教育是勾连古今、整合雅俗的历史对话。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对一个民族而言，语言是历史存在的方式。任何语文教育都不应局限于古代经典，还要积极吸取当代优秀文学作品。正如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大学》所说，“古典以现代为前景就不会产生枯燥呆滞的弊端：现在以古典为依托则能免除浅薄和印象主义的命运。”白璧德鼓励研究文学内在的一致性，并将古典与现代协调起来。从19世纪到20世纪，一场关于“普通读者”与“文化精英”之间的争论持续不断。以利维斯、赫施、布鲁姆为代表的文化精英派从不同角度捍卫文学“经典”的合法地位。而麦卡锡、吉罗克斯、莫里逊等批评家则质疑“中心”存在的可能性，并毫不留情地指出“经典”背后权力与政治的纠葛．建议要更全面地认识“经典”。相比而言，约翰斯顿更多地认可后者，认为“阳春自雪”与“下里巴人”文学都应成为语文教育的文本。

语文教育还是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有一千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约翰斯顿立足于后结构主义及接受美学的理论基石，认为一切故事，哪怕最美其名日“真实的”故事，实质上永远处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也就是美国后结构主义者米勒所说的，每一个文本就一个世界。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与价值，对于不同接受者，作品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她认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读者审美创造所赋予的。因此，她将批评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接受主体以及与此戚休相关的社会语境。因为文学文本自身反映出实施这一教育的社会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语文教育应帮助学生理解于斯、食于斯的社会的权力关系。懂得自己的社会的结构、组织形式及其变化的动态。

（陈勇）